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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宪春:三方面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6月29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上表示,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全球前10大企业中有7家是平台企业,包括微软、苹果,也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当前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应当从三方面入手。

精彩观点

会议时间

2019年6月29日-30日

会议地点

中国·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
《经济研究》杂志社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
中欧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香港《经济导报》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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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证网不承担转载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9)”高峰论坛

  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黄群慧研究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校长王传生教授;

  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陈寅先生;等等

  张连城: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和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香港商报、新浪财经、中证网等新闻媒体。本次论坛由新浪网、中证网全程网上直播,感谢新闻媒体对本论坛的一贯支持。

  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致辞,并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黄群慧:我们这次论坛2019年的主题是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这个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我们知道要办一个事情如果能连续办下去就说明它很有生命力。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主办单位,还有各个合作的单位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对这个问题锲而不舍的去研究或者对学术追求锲而不舍的决心推进的,现在做一件事情持续做下去也确实很难。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确实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从13年前,刘老师加上经济所的张平老师他们这些同仁一起和首都经贸大学合作一直在做这项研究,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学是有重要的贡献的。当然这些贡献不光发起单位,也和在座的出席这次会的各位学者、各位嘉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回顾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从中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借这个机会,原来张平研究员让我讲一点,本来我想给大家做个欢迎辞简单表态性的发言,张平研究员说你还是讲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题目-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

  作为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做跟踪研究,其实如果到70年这个头上,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取得了什么样的历史成就呢?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我们现在要说历史性成就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一个历史性飞跃。我们概括的基本的经济国情,从落后的农业国,叫“农业大国也好”,因为原来农业人口多,向世界的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所以,我总结了两个历史性,一个叫历史性飞跃,一个叫历史性转变。这两大转变表明了我们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迈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伐,走出了70年。

  具体展开,为什么说工业化从初期到后期这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长期做一个跟踪研究,我们罗列了很多复杂的一些指标,工业化水平评价与标准的5方面指标,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然后又划分了不同的阶段,构造了一些指数,构造的结果我们基本评价出了我们工业化水平。

  70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工业化进程,整个前30年经济政策波动很大,其实很多情况下都使工业化进程几乎中断,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我们总体来说,从工业成就建设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比如有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甚至我们去和1952年比,1980年也是翻了很多番,而且计划经济时期的两种不同工业化战略确实是,如果在当时同一个阶段比较重工业优先,这是我们经常总结的。当然,现在来看,我们是先走的计划经济,然后又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我们又回过来重新在经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这是前30年取得的成就。

  当然现在有两个观点,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早就实现工业化了,已经提前完成了十八大目标。去年还有一个观点,你连芯片都造不出来还敢奢谈实现工业化。其实这是两个概念,芯片我们可以造不出来,但是工业化人均GDP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某项技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就不敢说自己实现了工业化。这两个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的判断,从初期到后期也是比较中肯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判断。注意,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又是两个概念,后工业化是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后期是仍然在工业化进程中。

  我们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原来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世界工业大国,世界工业大国意味着工业增加值在世界排第一位的。

  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因为在联合国的产业目录里有关工业这块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拿中国的目录对一对是唯一能够全覆盖的这么一个国家,再加上我们说的,我们现在500多种工业的产品里220多种都居于世界第一位,现在担心的都不是量的问题,担心的是我们经济结构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最后一点,第二个判断得到支撑的是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本身已经是美国和日本之和,不要说GDP,我们说的是大概15%左右的。我们的国情已经从以前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工业大国或者世界性工业大国只是从量的角度来谈的,大而不强也是我们现在结构性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十九大报告里所提出的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即使工业化水平到了后期,区域之间差异也很大。所以,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所以,合在一起,一方面看到了我们这种两大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总结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这个成就的话,我认为可以由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来概括。

  张连城:黄群慧研究员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担任所长,今年新调任的经济所担任所长,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他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概括为两句话,很经典,并且指出如果不能持续的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就不能实现一个工业化强国。感谢黄群慧研究员的演讲。

  下面请全国人大第11届、第12届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并演讲。

  郝如玉:各位嘉宾,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再一次紧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我们这个论坛还要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这个指数的发布也步入了第9个年头。这个指数的发布在促进民生改善,为政府提供决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项论坛的两项重大工作为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支持。

  我每年都参加这个经济论坛,在这个经济论坛里我都要讲到税收的问题,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十年来主管税收,税收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不但是重要的经济收入工具,特别重要的它是经济调控的工具,它对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今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2019年减税降费两万亿,说明税收的重要。税收在企业的经营中它这一块减税降费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企业的原动力,他是会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给他活力。所以,税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国家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诞生非常非常的晚,很晚。我们一般说我们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体系是在1994年建立的。时间太短,西方国家都几百年了。所以,当前我们税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特色的税制体系争论是非常大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很多个观点。所以,研究税收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更侧重于研究税收立法的,因为我在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对税收主要是两大职能,第一大职能还是税收立法,把法立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最大的一个进步。第二个就是我们对税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就这两项工作。因为全国人大有联组会议。大家注意,每次全国人大在开常委会的时候,都有6个组联组,全体常委和专委会人员对政府和政府进行座谈交流,来检查一个专项的工作。所以,对于税收也可以进行专项的座谈。

  更重要的是税收立法。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在税收上最大的进步就是税收法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税收法定的原则,它是一个理念上的巨大的进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进步,也就是它决定了征税要由人民或者人民的代理机构即全国人大立法来征税,决定了这样一个理念。其实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往更深了说,就是说这个理念它不但决定了税收收入的规模,即征税多少的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支出多少,也就是说人民还要决定政府支出的规模,这样要决定政府机构的规模,还应该决定政府人员的多少,这些都和政府职能的大小是有关系的。所以,税收法定它的深远意义,它对于政府它的职能的大小理论上来说是应该有它的限制的。

  其实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税收法定是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固定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一个有利的保护,是防止政府滥用征税权侵害居民财产权利的基本保证,也是出于保护居民财产权利的意图。所以,税收的法定实质上是保护人民,保护企业,保护民企的财产权利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税收法定和政府制定条例之间它的最大的区别哪儿?我自己工作中我感触特别特别深,因为我当时是当了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主管税收立法,第一个税就碰到车船税从条例变成立法,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事儿。后来我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就是法定和不法定,也就是说人大决定法律和政府决定条例这两个是有重大区别,比如车船税,它是1986年这个车船税叫车船使用税,它不是财产税的性质,你使用才征,这是1986年国务院立的条例。到了2006年的时候,国务院修订了一次这个条例,修订的条例,比如北京小汽车的年税额从200块钱一下提到了480,社会上没有任何动静,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国务院出条例,国务院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国务院开个会通过了,然后国务院常务会通过《车船税使用条例》税额从200一下奔到480,也没有什么动静。

  我到11届全国人大我们搞车船税立法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平移,把条例平移到法律,税负不变,但是结构进行调整,整体税负不变,结构进行调整。结构进行调整怎么调呢?我们最初拿的方案是1.6排量以下的小汽车都减税,1.6排量以上的都增加税收,整体上小排量汽车减税了,大排量汽车增税了,总体上保持税负不变。为什么1.6?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车购税,你买车的时候还有一个车购税,这个车购税它是1.6减半征收,车船税国家鼓励1.6,但是这一开会,社会上一审以后把车船税立法挂到网上了,社会上一片哗然,社会上什么观点?社会上说第一1.6排量根本就不是现在社会的主打车型,2.0以下才是主打车型,其实当时北京还没摇号,要是摇号了更是这样了,好不容易摇一号买1.6的车?大家一定要买一个好车。所以,其实我觉得比如领导的司机,领导坐在车上他也会问司机的,人家都提现在1.6不行,得2.0,司机肯定告诉他2.0是主打车。还有很多环保人士认为这个车的环保问题不完全和排量成正比,比如1.0它的污染冒的黑烟特别大,但是我这2.0的车配置特别高,它的空气污染就很小。所以,当时就提出要改成2.0以上。

  当时的争论还有很多,比如按排量征收到底是环保税还是财产税?你按排量征收怎么能是财产税呢?这个税的性质是使用税还是财产税?现在是使用税还是财产税很重要了。如果是“使用税”,各个地方在非常普遍的禁车限车,一个星期限一次,什么活动来了单双号,污染的单双号都是在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随意性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要是使用税,北京最初实行停号的时候,还有奥运会单双号的时候,我不适用你得退我税的,政府停了一个月,你得退我汽车使用税的,我没使用。但是现在我们改成财产税了,那就可以随便停了,天天停都不用退税。所以,思考问题时,当时我就坚持我说这就是财产税,毫无疑问这是财产税。

  从全国人大立法的进程看,税收法定以后,税收立法的进程非常快,我在11届当委员就立了一个法,就是车船税法,但是这两年从上一届开始加快了速度。全国人大我们立了车船税法,上届立了环保税法,这两年通过了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耕地占用税法、车辆购置税法,现在资源税法已经一审了,进展很快。现在13届人大常委会在今年发布的立法规划里第一类项目认为比较成熟的有增值税法、消费税法、房地产税法、关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印花税法、税收征管法,还有8个,我们现在是18个税种。我当时到全国人大是21个税种,只有三个是立法的。大家看进展很快的。但是进展很快是全国人大给中央报的一个税收法定的时间表和进程,希望到本届十三届人大结束的时候,把所有的条例都进入到立法的程序里。因为我们审查立法要一审、二审、三审。本届人大结束的时候,这些法至少一审希望能够做到。所以,税收法定在时间表上,我认为进展非常非常快。但是我更认为有了税收法定的理念,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对于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两点在税收工作中是人大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就是要科学、准确的对税制进行布局和定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像刚才我讲税和费之间的界限,你现在一讲费特别不好,税好,这个税和费都是财政收入的工具,它没有好坏。它适合用费的地方就用费,适合用税的地方就用税。我刚才举养路费,养路费天经地义,你用路缴费,非得把它搁到燃油税里变成税了,一听“税”人们心里很不痛快。

  另外,汽油它收到税是油价的组成部分,没法降到底,前些年大家老指责汽油调整机制,国际上一涨价咱们就涨上去了,国际上降价咱们就拖很长时间降,降到后来国际上还在降咱们不敢动了,为什么?养路费在里面,它就不能使我们汽油的价格随着国际油品市场的浮动来进行科学的浮动。

  第二,在立法上要特别认真,我最近接触很多检察院、法院的,说我们的立法一个字对它的判决争论都特别大,然后加一个“的”,少一个“的”,加一个“等”,少一个“等”全都不一样。所以,立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只有立好了法才能把税征好,司法才能把税务的案件判决好。所以,我们应该特别严格的谨慎的来进行立法工作。比如像房地产税这种对社会容易产生震动的税种,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税种,经济链条太长这样一个税种,一定要谨慎深入的调查研究来把它立好法。还有增值税,增值税它体量特别大,增值税从去年营改增以后,它还有许多东西要完善,立法比较复杂。这些法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的把它立好。立好法才能征好税,把司法和执法都保证它的科学,保证它的正确,保证人民满意。

  各位嘉宾,我经历了历届的经济周期论坛的召开和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给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正确的有前瞻性的决策的信息。我那年来的时候,连城同志预测了经济周期的拐点,很准确,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这个会开的主要是各种观点大家都在说,各种观点不同也没关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不争吵,不辩论,我们这个气氛很好,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科学民主讨论的气氛,我们才能出现好的对中央和政府的决策。所以,我也看到指数的公布,我深感到这两项工作的取得成绩来之不易,我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刚才咱们所长也是这么说的,和所长合作,把这个会办的越来越好。同时,我也希望多年来为这个论坛做出巨大贡献的以连城为院长的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借助这个论坛的平台,把这个论坛办好,还要借助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政府机构提供决策的智囊团做出更大的努力。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连城:人大把它应有的立法权全部收回来,据我看可能还任重道远。但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今年要减税降费两万亿,假如真的能够落实到地,民营企业会焕发第二春。感谢郝如玉教授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再次表示感谢。

  下面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教授致辞。

  王传生:今天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隆重开幕了,我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嘉宾、专家、媒体代表和广大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对筹备此次论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欧进锐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如果以1978年为界,这70年可以划分为两段,前30年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与实践,后40年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完善。前30年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后40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奇迹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做了最好的见证,老一辈经济学家怀揣着祖国的理想,参与创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又以极大的勇气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新一代经济学家在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视野引入中国,尝试用国际语言阐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他们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间力量。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探明,经济学家任重道远。我相信有了各位的参与,此次论坛的举办必将对深入研讨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展望未来作为大国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也必将继续成就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成功举办12届,成为我校经济学科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此,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欢迎各位领导、来宾和专家学者有机会常来首经贸走一走,看一看,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

  张连城:下面请我国著名学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教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70年发展历程:大国战略与改革开放”,有请。

  田国强: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年13届,我来了12次。我今天的发言围绕着大会的主题谈一谈70年历程的经验教训。过去70年,中国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PT比较长,我概略的讲一讲,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奇迹。

  回顾发展历程,我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怎么样去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做对了什么,面临当前世界变局的变化,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谈到做学术经验教训,我这几年一直在培养人才和研究时谈到的“三维六性”,无论培养人才还是做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三个维度,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的视野,视野包括经验教训,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大家都谈改革开放,现在往回改也叫改革,基本的逻辑起点,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开放什么样的开放,我想就是谈我的一些看法。

  中国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新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举世瞩目的,也是180年以来最辉煌的一个历史的篇章。

  我想先谈第一点,中国为何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经济问题,包括改革,解决新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我觉得大家应该首先考虑到的是两大基本的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

  第一个是个体的利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单位和个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他都是考虑个人的利益的,光是有个体的利益这个事情也好办,计划经济时期都搞得好,但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约束条件就是信息不对称,往往经济人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对称的,要弄清情况才是做好一个事情的先决条件,比如你说的一番话我也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两个眼睛盯着我看,我也不知道你听进去没有,现实的问题是信息是分散在经济主体当中的,承不承认,能不能用好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约束条件是能不能出好的政策,能不能提高效率和爆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也就是改革应该怎么改,改什么的这么一个关键所在。

  尽管人是逐利的,制度的制定就异常重要。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人性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个体的逐利性在自身的利益上是改变不了的,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制度呢?它实质就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游戏规则,以此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的改变其行为的结果,以此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

  张连城:国强教授是我国真正的改革者,因为他主张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感谢国强教授的发言。   

  下面请我国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也是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发言。

  沈坤荣:谢谢大会的邀请,再一次来这里做一个交流和分享。我想今天的主题主要是70年来中国经济的周期和增长,从一个视角,从政府行为的演变和增长动力转换这个视角来做一点分享和交流。

  从建国1949年到现在,我们70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波动中实现了奇迹般的腾飞,在这中间中国的增长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政府行为的演变与增长的动力转换互为耦合,深刻的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政府行为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政府竞争为主的主要形成。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前面的计划经济阶段可能更多的是从中央政府的主导角度,后面慢慢的由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样两个形式。

  政府行为演变推动增长的动力实现了从要素斗争慢慢开始向创新驱动的转换。随着增长动力的不断优化,中国经济逐渐从粗放型的增长的旧模式开始走向高质量增长的新的常态。所以,我们透视中国经济,如果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来分析,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要走一个大国发展的道路。而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中央政府负责政策的顶层设计,由地方政府具体来负责政策的执行。这样一个初步的逻辑获得了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最近的40年地方政府的推动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说离开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就无法透视中国经济增长或者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

  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市场的替代作用或者叫补充的功能,因为政府他替代市场的功能是很强烈的,实际上他有很大的正面效应,推动了高速的增长。总体而言,是正面的效应大于负面的效应,因为政府的行为过度之后他有负面的效应。比如政府行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增长的生产要素展开了税收竞争。我记得在前几次论坛中我讲到了这个问题。虽然短期内这种税收竞争牺牲了税率,隐性的降低了税率,但是从长期来看扩大了税基,带来了中国增长快速增长,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财政收入的长期高速增长。

  地方政府这样一种行为,随着增长的体量增加,或者随着发展阶段的演变,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实际是越来越剧烈的,合理约束的机制被不断突破,市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的行为所扰动,甚至取代。在一些关键领域,地方政府总是游走在管控的边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似乎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方面盖过了正面的效应。这就是当下我们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哪几个方面呢?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个问题是环境治理。地方政府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越来越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很有必要。但是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协作越来越困难,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在环境治理上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越来越难,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了污染产业的空间转移,不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样一种本来是环境治理,环境友好,良好环境的一种构建的竞争慢慢的变成了污染转移的竞争。如果从产业案例,从区域的地级市或者开发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来看,就近的转移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提出能不能跨区域的污染治理,例如河长制、湖长制推进。我记得在经济研究上前一年我跟我的合作者一起写过文章,去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就河长制的政策效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资源。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逐渐演变为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我们国家由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很不完善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方面的资本市场,这种情况下,地下金融、隐性的债务给地方政府无序的竞争,甚至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既提供了空间,也存在着可能。这种空间是我们治理机构机制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可能是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金融的扩张与争夺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一些违规的债务,甚至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很难清理。

  最近一个星期,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逆周期的调控政策往往是两难的,为什么两难?如果去杠杆,杠杆本身是有问题的,去杠杆过严之后又会经济衰败,如果要昏倒了必然要扩张,扩张的结果就好比一个人要吃药,吃药必然带来副作用。所以,总是游走在监管和政府行为这种博弈之间。这是金融资源的竞争。

  第三,土地出让。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度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出让。当然,这个过程也扩大了居民的住房消费,也是好的,但是过高的推动跟收入水平不匹配的推动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的竞争最近在地级市层面,甚至在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层面展开的竞争是白热化的。

  比如最近展开的人才争夺大战,人才争夺大战本身是对高素质的人才,年轻的人才,为了创新驱动,这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背后我们仍然如影随形的看到了土地出让竞争的这种影子,仍然若隐若现的看到了在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背后短期的争夺目标,因为年轻人有有买房的刚需,房价就不可能跌下来。从房价不可能下去,最后土地出让就会一直维持,谁都知道这个逻辑。所以,不惜花代价竞争。长三角区域的竞争,为了争夺人才,资源也很多,你这里找工作可以补贴,我那边两年都可以称为应届生。现在还有大学校区的竞争,一级校区的扩张就是为了争夺年轻的潜在的人力资本,当然当下最好的结果就是土地出让金的维持。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研究土地出让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有的同志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样的竞争有好的一面,从长期来看有人力资本累计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短期来看,也确实带来了无序的现象。所以,值得研究。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展开,指标的体系,地域的差异,竞争背后的行为,以及这样的长期效应,短期影响,或者短期波动,甚至它的正面的力量和负面的效应,怎么样来做,使得我们这样经济规避负面效应,扩大正面效应。这是第三个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因此,在不完善的市场与强有力的政府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矫正地方政府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不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在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我们同时要关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关注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宏观政策背后的结构性的因素,关注中央政府在统一行动指挥下各级省市县镇,甚至村,地方政府博弈的心态来矫正负面的心态,形成良好的预期,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把这个观点引出来,抛砖引玉,供大家来分享和交流。谢谢大家。

  刘霞辉: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给大家做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使用权中心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大家欢迎。

  张曙光: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参加过来,我觉得一个论坛能够持续的办下去,积累起来,一定会有成果。

  我今天讲的题目和前面不一样,完全是一个理论化的东西,讲使用权中心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我的中心观点就是现有经济学主流的企业理论,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所有权中心的企业理论。但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的转化。所以,企业理论也就出现了新的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围绕着两个企业理论,我把它做个比较,看看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到底与所有权中心的企业理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发展。

  大家看图,X线和Y线把这个图分成两个部分,X线的左下方就是所有权中心的企业理论,就是现有理论讨论的问题,而Y线的右下方就是我想讨论的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讨论的问题。所以,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我下面讲三个问题。

  首先,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企业理论就是讨论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来源。新制度经济学大家知道科斯创立新制度经济学,他在企业的性质这一篇文章就是讨论市场交易理论企业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价格机制和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如果能够有一个组织来组织这个交易,就可以节约交易的费用。于是企业就出现了。所以,企业的边界,企业规模的大小就取决于在企业内组织一批额外交易,与在市场上组织同一笔交易的交易成本和在另一个企业里组织交易的交易成本是相等的。所以,企业的边界取决于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科斯的企业理论它是一个交易范式的企业理论,背后是所有权,企业是一个交易主体,交易的是所有权,而交易取决于交易成本。所以,从开始科斯的理论就是这么个基本的东西。

  张五常对科斯理论有一点修正,他认为一个“企业”代替“市场”不太正确,应该说使一种交易代替另一种交易,用要素的交易代替产品的交易,所以,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实际是合约的交易理论,用一个合约代替另一个合约。但是张五常讲的很明显,交易的所有者通过交易增加它的利益,所以,很明显科斯的理论是一种所有权中心的理论。

  威廉森提出专用资产的交易,其实专用资产首先是专有专用资产,阿尔奇安和德姆赛思也不同意科斯的说法,认为企业是一个团队的生产方式,团队作为所有它是中心契约人,它控制了控制权,实际上仍然是所有权中心论。

  詹森和马克林企业最重要的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为中心,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如何激励约束代理人,以便增加公司所有者的价值。

  最新的现代企业理论或者现代产权理论就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哈特的理论,更明显,他特别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物质资本把所有其他的要素粘合联结在一起才形成了企业,企业对资产或者行为的控制权是企业权利的基础,决定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大小,对企业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解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理论是一个典型的所有权中心论。所以,回顾现有的企业理论,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所有权中心。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从所有权向使用权的转化,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比较。经济学立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资源是稀缺的,而资源的稀缺性确实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里是确实如此,因为物质资源不仅是稀缺的,有形的。所以,咱们可以看到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里一个有效的假定。现实的经济生活可以说都是在争夺所有权,争夺所有权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占有它,而所有权的封闭性和排它性正好适用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所有权中心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主要用所有权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所以,也可以说是所有权中心的。但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现象,而数字信息资源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全覆盖性,一切社会和自然的现象都可以数字化。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字信息资源它可以低成本,甚至无限复制,可以非排它性使用。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趋势,就是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使用权的地位提升了,而所有权的地位下降了。这是新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我们来看一看具体分析这两种情况。一个所有权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人们都看到所有权的收益,而忽视了它的成本。你要有一件东西你就要保管,就要修理,就要保存它,让它完好,肯定要花成本,我过去讲过拥有汽车的例子,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从所有权出发,关注的是财产的主体属性和权利属性,大家事情就很清楚了,但是既然是关注所有,而不关注使用,因为有这个东西表明着你的地位和你的身份,你用不用都无所谓,你的身份仍然在那个地方,你是所有者,你躺在那个地方睡大觉,你仍然有所有权。但是,所有权和能力并不相关,你有所有权,有所有的东西,但是你不见得有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财产是身外之物,能力是你本身具有的禀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既然如此,咱们就爱考虑所有权的成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权本身是排它的,封闭的,但是与它相对应,使用权又是灵活的,开放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使用权的灵活性,你使用就有使用权,不使用就没有使用权,更重要的是使用权和能力高度相关,有能力你才能使用,没有能力你就不能使用。如果勉强使用,那就会造成浪费和破坏,而有能力的使用才能创造出社会财富。能力同使用权高度相关,而能力和创造性又是人类所具有的。人之所以作为人就是他有动能在里面,有能力在这面,这才是本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咱们可以看到,能力使用才是效率之源和发展之机。所以,所谓经济效率说到底就是使用者的使用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经济学中间的生产理论应该是使用权的效率理论,经济学中间的分配理论应该是使用权的剩余索取论。这是这两个很大的区别。

  第三个区别,咱们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再做进一步的比较。由于所有权重视的是财产的主体属性和它的权利属性。所以,它重视的是财产数量的多少,价值的大小。但是使用权它有多样性,它不仅要重视数量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财产财富的性能,它的结构,它的匹配。所以,它是多样性的东西。正是基于此,所有权中心论只研究同质性的问题,只研究经济生活的数量问题,而并不关注它的质量、品种、性能这类问题。而使用权更要重视它的使用价值,要重视财富的性能它的结构,它的匹配。所以,它研究的是多样性的问题,研究的是不同质的经济学的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现有的经济学和使用权中心的发展所研究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那么真正复杂的经济学经济是以使用权中心。

  下面我想讲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

  大家看传统的古典企业,我所有我使用,用有合一,这是一种完全的实权的理论。

  所以,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这个转变就要使所有权虚化,变成虚权。变成虚权以后这两个东西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点,企业的范围变化了,边界变化了,因为传统所有权中心的时候,讨论的问题是在专有专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资源配置的,因为大家想一想,所有者和代理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控制着这个东西,只能在专有专用范围讨论。但是使用权中心以后,把它的范围扩大了,使得我们可以在公有共用,私有共用,专有共用的范围内来讨论问题。所以,资源配置的范围发生了变化。

  第二,权力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所有权中心我们讲了企业是一个交易中心,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约市场,寻求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是科斯这些人最中心的观点,企业就变成了一个交易中心。但是到了使用权中心转变以后,企业就是一个资源的使用和创造的中心。讨论的是异质性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企业就不是简单一个交易中心,从数学商来说它是一个拓扑中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企业性质的变化。

  第三,企业的权力结构和它的流程发生了变化。所有权中心里,企业的权力是来源于所有者,委托代理里大家看委托人的权力是来自于所有者的,是来自于所有权的。企业内部的使用权或者决策权这些是由所有者决定的。董事和董事会是由使用者选聘的,董事长大股东任的。使用权中心权力不是来源于所有者,而是来源于使用者,是由使用者选举出来的。所以,企业的流程也就发生了变化,使用者既可以有选举权,也可以有被选举权。所以,企业内部的权力来源发生了变化。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四个变化,利润的生产和利润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所有权中心里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使用权中心里就是使用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的分配不是资本的产物,来源不是这个,而是来源于使用者的创造。所以,它的分配也就发生了变化,利润的创造和分配,不是从所有者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使用者的分享和激励出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利润分配就变成了租金分成的形式,可以是固定租,也可以分成租。但是所有者只是拿一个固定回报,它的剩余所有权在使用者的手里。

  这种情况下,利润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企业也就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从这点来看,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可能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刘霞辉:谢谢张老师。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的许宪春教授做演讲,他讲的是一个案例,大家欢迎。

  许宪春:大家好!第多少次不及得了,我估计也有10次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我也经常来参加,感到很荣幸,感谢会议主办方给我这样的机会,包括今天有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稍有变化,“平台经济的模式、特征与作用—以莆田为例”。最近,我带着我的团队在研究新经济,因为新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对减缓传统经济下行压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咱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新经济的发展对政府统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对政府统计多个方面都带来挑战,包括它的基本概念,基本调查方法,包括价格统计、就业统计等都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如果政府统计不能及时的适应这种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那很可能会无法满足中国经济管理。国家统计局在积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长期在统计局工作,现在我到清华,我也在这方面想多做一些工作,为政府统计改革的发展做一些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带领团队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调研了8个省市26家新经济体,我也对新经济的作用、特征做了一些系统的归纳,其中我们今年到福建莆田调研之后,觉得莆田的平台经济发展很有特点。所以,我们想针对莆田的平台经济做一个总结。我和我团队的同志一块做一系列研究,现在还是非常初步的,因为时间比较短,没有仔细的推敲。所以,这次发言还是一个比较初步的。

  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2017年全球前10大企业中有7家是平台企业,包括微软、苹果,也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可见平台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我们国家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的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意见》,可见我们政府部门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还是高度重视的。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和流通一体化更加广泛,新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平台经济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到莆田调研,莆田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虽然资源禀赋并不优越,但凭借敢闯敢拼的精神很多企业从无到有,甚至一些产业在全国占有很高的比例。

  比如木材市场莆田籍企业占了70%,珠宝商店莆田籍企业占了60%,民营加油站莆田籍企业占了50%左右。所以,莆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有很多特点。

  这些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信息不充分,缺乏协调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议价能力不足,经营成本高、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的问题,给莆田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

  在深入研究产业发展基础和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传统产品平台化转型,在外优势产业平台化整合,新兴产业平台化培育的整体思路,以国企带动民营企业,推动优势产业化零为整,化小为大,形成政府引导支持,国企搭建平台,民企积极参与三方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

  我们感受到莆田确实有很多特点,确实大民营企业比较发达,政府意识到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由于它的规模小、分散、信息不对称,还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给它的继续发展带来困难。所以,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建立平台,我们认为他们形成了政府引导支持,国企搭建平台,民企积极参与,三方合作共赢的局面。

  时间关系讲5个方面。一、平台经济定义;二、莆田平台经济模式;三、莆田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和作用;四、平台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五、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平台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实体商品集散地平台,第二阶段是服务提供平台,第三阶段是信息提供平台。

  平台经济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整合各方资源,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多方位立体式服务,为参与双方或多方实现价值创造,提升市场总体收益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

  平台经济的类型可以大体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面向消费者的平台,第二是面向产业的平台。莆田平台经济的模式,我们这个中心对莆田平台经济企业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在莆田市有个平台办,归市政府的一个平台办,统计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从莆田的36家平台企业中选择了5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开展了实地调研,并与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座谈,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莆田平台经济企业的运营情况。

  有一些模式,首先有一种模式纵向联动模式,众鞋联这是一个做鞋的平台,企业往往在供应链上一个环节上深耕,在某一个环节上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大而全的生产经营模式不如小而精带来的收益高、风险小。

  上下游信息不对称,采购成本高,运行效率低,以及由此带来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都使中小企业负重前行。

  莆田被称为中国鞋城,当地鞋企四千多家,规模以上企业325家,2018年产值近千亿元,原辅材料采购额约400亿元。

  如此庞大的制鞋产业面临自主品牌少,附加价值低,融资渠道窄等问题,莆田制鞋企业日子并不好过。

  它搭建了一个众鞋联的平台,模式是吸引上游企业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同时采取上下游联动,协同作业的方式,采取金融支持,保证资金周转。

  还有一种横向组合的模式叫智慧U站,中小企业分散经营往往会被大企业挤压生存空间,导致越来越难以为继,由于势单力薄,不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使得毛利率始终处于低位。莆田本身并不产石油,却拥有国内民营加油站50%的市场份额。由于加油站行业异质性较低,覆盖率和渗透率较高,小型加油站面临越来越强的竞争压力。

  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成立了智慧U站,把全国两万家莆田籍的加油站建立平台,采取集中采购,低价高效,提升服务,跨界营销,除了加油还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

  第三种是物流创新模式,代表性的企业是物泊物流,以往物流行业多采取车主分散揽活的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车货信息不对称,配送效率低,司机等待时间长,空驶率较高,运输成本较高及风险大等问题。

  莆田成立了物泊物流这样的平台企业,运营模式是依托自身优势,实现平台规模化,拓展业务,延伸服务,组建专业团队,打造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这个企业它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包括上游、下游物流整个环节。

  再看莆田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和作用。首先看它的特征,一个是政府引导支持,为了将优势明显、分散各地的产业资源整合起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话语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莆田市委市政府主动作为,成立促进平台经济发展领导小组,针对各优势产业提出不同的平台化发展模式,引导和支持平台经济发展。市长是平台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们对平台经济发展非常重视。

  第二个特征是国企搭建平台,形成国企与民企融合发展机制。国企根据市委市政府指导意见,搭建互联网平台,解决民营企业分散、资源不足、信息不充分,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问题,形成了国企与民企融合发展的机制。

  我们也是感受很深,因为过去都讲民营企业的发展会挤国企,国企的发展会挤民企,但是在莆田的发展模式下,实现了国企和民企融合发展。

  第三个特征是依托实体产业打造平台经济。莆田市主推的平台经济立足莆田的特色产业,通过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建立注入众鞋联、药械网、珠宝云、智库U站等产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发展新动能。这些平台企业都是紧密依托的特色产业发展。

  第四个特征,轻资产运营+网络外部性快速积累规模优势。

  第五个特征,跨界整合构建平台生态系统。

  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平台企业除了通过整合产业上下游企业快速积累流量之外,还不断整合大量的生产型服务业,比如金融、物流、营销等行业,从而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提升平台价值创造和产业赋能的功能。

  平台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企业效率。平台企业依托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极大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物泊物流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及相关算法,对车主和货主的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平台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信息有适合规模效应,降低客户的采购价格。平台企业主要通过信息透明和集中采购两方面的优势来降低客户的采购价格。

  比如众鞋联一方面将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的货品、价格等信息在平台上公开,提高原材料信息的透明度,打破了原有行业市场信息壁垒,让平台中的鞋企充分了解价格行情,货比三家,从而降低采购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下游制鞋企业对原材料定单的需求,向供应商争取更加优惠的批发价格,从而降低成本。

  实现供应链协同作业,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实现供应链协同作业。众鞋联通过上下游企业的ERP系统与平台的信息服务系统对接。

  通过供应链金融环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互联网平台掌握了上下游企业的真实交易信息,平台企业通过将金融企业引入平台形成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闭环,从而环节平台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依托平台汇聚流量,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入平台的供应商和采购商数量的不断增加,平台汇聚起丰富的信息流和货物流。智库U站通过流量带来的规模效应开展跨界营销,打造指挥油站新零售解决方案。物泊物流开启注重车后市场服务。他们都在新的业务,平台企业帮助在平台注册的企业拓展新的业务。

  平台降低进入门槛,创造了大量就业。

  平台企业凭借降低进入门槛,扩大了市场规模,创造了大量就业。平台企业本身解决的就是是其中一部分,在平台开展业务的企业带来的就业是更大一部分。

  平台有一系列特征和作用,同时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和问题。首先是人才不足。平台经济高度依赖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新型技术人才,熟悉平台运行逻辑和规律的新型管理人才,懂得数字营销的新型营销人才。这些新的人才需求比较大,这些人才又往往偏向于在大城市就业,一些初创的平台企业即使事业基础扎实、资源渠道丰富,但无奈在吸纳人才方面捉襟见肘,导致难以将愿景变为现实的情况。人才供给不足是我们调研中发现一个地市级的地方特别突出的问题。

  平台企业本身发展的资金面临短缺,平台企业初创期需要大量资金进行营销推广,平台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其信用基础较为薄弱,很难向银行申请到足够的贷款支撑其度过起步期。

  国内AI、VC、PE等社会投资越来越趋于谨慎,较少给予中小型平台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其四处找钱的困境。

  政务数据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建设数字化强国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同努力,政府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科学地将政务数据运用到平台经济的运行中,如何打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利用行政记录来助力平台经济的发展是政府面临的挑战。

  高校要着力培养提升毕业生的认知技能,培养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强与企业合作,培养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实用性人才。

  因为平台经济需要人才的支撑,这方面需求量很大,但满足不了。新经济时代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这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加强调自主发展。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了解决平台经济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融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AI、VC、PE等直接融资机构的快速规范发展,健全中小板发展机制,通过政府征信系统为中小平台企业提供评级,帮助中小平台企业获得更多的股权融资方面的机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

  加快数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平台经济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数字技术,数据资产已经成为许多平台经济企业最为核心的资产,这是我们调研中发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数据资产成为平台经济,以至许多新经济企业的重要资产,他们往往是轻资产,数据资产,对企业生产经营,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公共品的政务大数据将成为平台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需要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孤岛,构建政府大数据平台。

  这是我们莆田调研之后,对福建平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特征、作用,以及它面临的困难和政策建议我们做了一下归纳,刚才讲了这些归纳还是初步的,但是我们认为它这个特点还是很好,一个是解决了本地的产业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政府引导支持,国企搭建平台,民企积极参与。政府、国企、民企共同发展,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霞辉:谢谢许教授的精彩演讲。平台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它的研究可能是比较复杂的,许教授只是以福建的一个案例做了分析,希望这种案例在中国有更多的体现,从而总结出更有规律的东西。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张平教授做演讲,大家欢迎。

  张平:非常感谢,我受大会委托,专门做一个主题发言,我想70年确实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概述的讨论,我希望用五六张图能够简单的把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进行概述,也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我们第一张图就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确实工业从无到有,整个工业化进程从速度看一点也不慢,大家看它的增长速度9.4,虽然改革开放以后9.4还有差距,但是从全球看也很高,但是它遇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停顿了?最大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20年的工资冻结使得所有的老百姓无法分享到增长的成果,是大家勒着裤腰带搞的工业化,而靠精神激励的方法到了70年代末,已经无法维持。大家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好,1977年我们经济增长就很弱。所以,整个我们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证明了计划体制这种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者无视个人利益激励的方式是完全起不到真正的持续发展的。这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本的一个,中国让人民分享到增长,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后面40年的高速发展也是让人们不断分享到在增长中的利益,使得宏观政府发展和人民整个利益有了激励相容性,这也是田教授讲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方式。

  从波动来看,我们能看到波动是非常剧烈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波动是非常大的,这种都是经济的不稳定性,对福利的损伤还是很大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增长的速度不但高,而且波动趋于平稳,这是我想给大家展现的一张图。从70年的光景看,我们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对整个工业化的探索,使得中国再一个落后土地上从无到有,然后经过演进,改革开放后吸收了前面的错误,批判了前面的错误,吸收了前面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的持续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张图的概念。

  第二张图我想给大家讲讲改革开放以后,也并不是说一马平川一改革中国就全成功了。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的红线,大的整个波动,一个是GDP的波动,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幅度的波动是来自于经济增长,由于冻结物价和冻结工资。所以,我们在货币这项是没有动的。大家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看到的通货膨胀,确实急剧发展,1985年通货膨胀超过两位数,1988年通货膨胀再超两位数,到了1994年我们通货膨胀高达24%。所以,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改革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呢?并不是。它必须是三位一体的,改革开放和宏观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在1994年,加上宏观稳定,在这个关键历史点高度结合了。

  我想讲的第二个基于出口导向建立了中国的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管理体制,使得我们看到的物价水平逐步平稳,经济逐步平稳。我们所有的统计指标都可以把这点看得非常清晰。能够看到,没有一套宏观稳定的策略是不可以的。我们给大家举的东西很简单,第一,我们整个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的。我们的央行资产是以外汇占款为基准的。所以,我们的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没有乱发货币。中国发的这些货币都是我们从海外一点一点辛苦挣来的外汇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的货币从基础货币没有超发问题。第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税收是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的。所以,我们整个宏观调控体制,产业政策完全是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我们也看到非常强力的保护优质企业,提高国产化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讨论的很多东西。提高国产化率,各个地区的外资的三减两免,减税招商引资,这一套所谓的宏观三驾马车都是指向出口导向发展。所以,中国的开放,宏观稳定和改革可以说缺一不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从过去的实体的波动,后来又转到了物价波动,后来才转到了高速增长和平稳的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重要的逻辑。

  第三,中国现在又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到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上也是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进入到了经济所研究报告曾经讲的结构性减速阶段,就是工业化的比重开始从2013年低于了2012年,逐步的工业、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这个下降就跟着一个东西就是速度性下降。这个速度性下降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再也没超过8%,到了2015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超过7%,可以预计到2021年以后,我们的增长不会再高于6%的更多。我们慢慢的就向着结构性的减速这个结构转化下的减速开始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一整套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变革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以及我们作为大国崛起以后,放弃小国的出口导向模型变成大国以后如何在国际上跟更广泛的开放,这时我们的最核心问题是一个跟世界规则接轨问题,这才是作为大国怎么积极参与国际接轨的规则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一般性的讨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2012年以后我们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慢慢开始变化了,这就是我们发展阶段的转化。

  这种转化我们的城市化率到201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突破60%。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城市化率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会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三大要素开始发生变化。什么要素呢?第一,我们的服务业比重高于了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了一个主导,第二,我们的消费比重要超过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这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我们必须试图创新贡献,要比要素积累的贡献更高。这三条都是现阶段经济阶段转换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三大都是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三大动力转换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我们通过这三大转换让大家能够深刻的理解这个阶段转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激励,新的宏观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移的宏观的一套体制和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跟国际接轨的的开放体制。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需要艰难的探索的。

  经济结构孵化不说了,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比较优势我们已经完成了宏观定价,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我们的市场份额,全球市场份额在出口品上占到15%多,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加上香港地区,我们基本上快达到20%,这已经创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出口份额比。我们靠比较优势,随着我们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我们汇率的升值,还有我们各类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我们的比较优势成本逐步做不到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什么叫要素质量升级?我们可以讲所有工业化的一个特征,按照钱纳里的说法,一定要有一个部门它的升值效率要高于所有的其他部门。所以,为国家通过干预手段集聚资源推动工业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一个基准。所以,结构主义的经济学里国家占的份量非常重,一会儿我们还可以看看钱纳里总结的结构主义发展的五大事实。中国的工业化在这追条件下经过两次大发展都是做的非常好,但是这时候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你要再行内生发展需要你的要素,我们要把要素分成两种要素,一种是我们知道的传统的劳动力要素,一种是传统的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大家知道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讲到劳动要素的升级,第二种是我们如何发挥金融的效率,使它的配置效率要升级。我们更重要的包括许宪春教授也讲了,很多新经济因素,什么叫新经济因素?包括张曙光教授讲的一整套新要素,这套新要素是什么?是信息,是知识,是网络,他们是一种非占有型的具有外溢功能的新要素的东西。我们在新的创新领域不但要有老的要素升级,还要加入一组新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这种好制度要加由信息、网络,加由一组新要素来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升出一个新的档次,内生驱动经济。我们新要素供给是课题组这么多年来组重要的讨论。除了我们要讨论老要素升级以外,更要讨论新要素的加入,这里面关键就像熊彼特讲的说一千道一万,想使创新的核心动力还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一个创新的。新的创新包括质量转型向高质量转型的创新,不是靠国家干预出来的,而是靠企业家升级努力进行作为才能行的,企业才能组合出新的要素组合,才能发现未可见之需求,才能发现创新的潜质。只有这样,你的整个创新问题才能从所谓的国家干预的宏观问题变成了企业基于微观分布式创新,然后进行内生性增长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机制,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讨论我们非要说在哪个结构上进行,加速服务业发展好还是加速制造业发展,现在已经发现这些事儿都不太行了,现在需要的是谁的效率更好,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到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政府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使我们这一套发展进行积极的转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想讲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技术转型中的很多转型。

  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我们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在持续下降,我们创新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下降很快。第二,中国效率下降以后,不得不稳经济增长,大幅度的拉高,红线是劳动效率下降。蓝线是M2占GDP比,不断拉高经济杠杆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一方面在累积金融债务,另一方面那边创新不断下降。所以,中国的创新确实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中国这次减税降费是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但是中国这次减的是增值税,并没有在所得税上进行减税。所以,中国这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转型是非常不易的。

  中国高质量的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而且是非常的有非常延续性。这一点也是非常痛苦的。你孩子上了大学,教育投入了,要素也投入了,消费好了,隔了十几年他是不是能够有创新有效率呢?不一定。所以,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问题。所以,在国际上多使用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说的金融是进行跨期匹配作用的,通过金融的跨期匹配,然后消除一定的创新的跨期的效率补偿不确定,通过这两个同时可能能获得新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都还要涉及到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

  最后,未来的宏观是基于开放的工业化的宏观怎么向大国模型转型,因为我们现在的要素完全是摩擦的,因为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随着下降我们货币供给是怎么样的?现在只好靠提高货币乘数来维持货币释放,这显然都与城市化高度发展不合适。第二,我们税收以增值税为基准,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税与享受福利相匹配,这都是重要的。第三,我们产业政策过去以干预保护,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战略的,现在都需要更强调放松管制,提高竞争中性的这套政策。所以,这三个转型也是我们高质量转型的根本。

  谢谢大家。

  张连城:张平教授代表论坛做了一个很精彩,很深入的主题发言。下面请郎丽华教授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发布第9次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郎丽华:我今天是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报告2019年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调查情况。

  汇报有三个内容:本次调查的说明,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基本的结论。

  今天上午我们所有的专家都对我们中国70年以来的成就从客观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像张平刚才所讲的,前期有增长但是无发展,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居民的感受度怎么样?我今天要汇报的,从主观的角度看一下我们中国居民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观感受度是什么样子。

  我们这次的调查主观满意度指数有4项,第一项是消费者信心,第二项目教育质量,第三项是健康状况,第四项是医疗服务。

  采用的方法,全部采用网络调查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是根据IP号段对35个城市进行甄别,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分析,这样保证了调查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和广泛性。

  样本量,问卷总数是28050次,有效问卷是8824份。我下面进入主题。第一项是消费者信心满意度调查的情况。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根据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计算的,问卷5道题,第1题到第5题我们通过问卷的得分来计算出,分数越高反映消费者的信心越高,赋值的范围是从0-200。所以,超过100不一定意味着非常好。100是作为一个基数或者是作为一个临界值

  问题1、您认为和您居住在一起的家人收入比一年前更好还是更差?

  好很多,好一些,没什么变化,差一些,差很多

  问题2,展望未来,您认为在未来一年,您(和您居住在一起的家人)的收入会更好、更差、还是没有变化?

  问题3,纵观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您对未来一年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是否有信心?

  问题4,纵观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您对未来5年我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否有信心?

  很有信心,有信心,不确定,没信心,很没信心

  问题5,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耐用消费者(例如汽车,房屋装修)的好时机?

  好的时机,不确定,不好时机

  问卷的结果消费者信心指数,平均值是138.39分,最有信心的是南宁,最没有信心的城市是成都市,其他的城市是基于中间。变化比较大的是重庆市,由去年的第28位,今年上升到第2位。另外上海去年是第1位,今年是第28位。

  整体上来看,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它的得分低于平均值,贵阳市和昆明市,还有厦门市没有变化。我们跟美国进行一下比较,2019年6月初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9,我们是138.39。跟去年相比,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8.8,我们是115.48。说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是下降了,我们是上升了。

  总体上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138.39)处于临界点(100)和有信心(150)之间,或者是趋于满意的,与去年相比,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增强。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下滑,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也面临下浮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未来一两年消费需求有可能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从性别、年龄和学历的构成上来看,总体而言,男性的信心高于女性,年轻人的信心高于中老年人群,研究生以上的人群的信心高于大学以下的人群。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第二个指数,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问题的设计依据是关于《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当中间健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的五个指标简化构成。我们分成8-10个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的加权平均得到各个城市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指数。

  第7个问题是背景材料,你的子女有没有接受中小学教育,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孩子正在中小学接受教育。8-10是问题,第8个问题是您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或您子女所在的学校是否注重学生的品德发展教育,包括行为习惯、公民素养、人格品质、理想信念等等。

  第9个问题,您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包括您的子女所在的中小学是否注重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全面发展。

  第10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是否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选项都是非常注重、注重、一般、不注重和非常不注重

  得分最高或者满意度最高的城市是厦门市。

  变化比较大的城市是青岛市,青岛市去年排位第31,今年排位第2。

  海口市去年排位第33,今年排位第3。

  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中只有深圳的分数高于平均值,北京、广州、上海得分都是低于平均值,平均值是67.04。北上广深,尽管我们觉得优势教育资源很集中,可是大家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

  第11个问题,您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学业负担如何?非常重、较重、一般、较轻、非常轻。

  第12个问题,您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包括您的子女无法进入重点小学或者热门小学的主要障碍或者择校的障碍是什么?

  第13个问题,您认为目前普通中小学生课外支出的负担怎么样?非常高、较高、合适、较低、非常低

  调查结果,我们分数越高,表明学业负担越轻,分数越低,表明学业负担越重,平均值是26.12,表明学业负担是相当重的。最高的得分济南市是32.02分,也没有超过50分,最低的得分是太原市,太原市认为学业负担最重,是21.27分。所以,从这项来看,整体的学业负担都比较重。大城市,小城市都是一样的。

  关于择校的困难,择校的主要障碍有几项,一个是户口的限制,一个是学区的限制,一个是择校费的限制,还有学习成绩的限制,另外,其他问题。

  整体的情况,2019年,有19.05%的人认为户口是限制入学的主要障碍,有32.6%的人认为学区是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择校费太高是主要障碍。另外,有23%的人认为学生成绩的问题影响了择校的因素,跟2018年相比差别不是特别大。

  关于课外教育支出的情况,整体来看,也是分数越高表明课外支出负担越低,分数越低表明课外支出的负担越高,平均值是24.84分,得分最高的,认为课外支出成本最低的是贵阳,得分是31.33%,认为课外支出负担最重的是上海得分是18.58。这项表明所有的城市都认为课外教育的支出负担还是相当重的,没有超过50分的。

  概括起来,居民对教育质量的满意度在满意和不满意的临界点之上,平均值是67.04,处于临界点和满意(75)之间,略低于2018年69.37。

  学业负担课外教育支出两项调查结果均处于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之间,低于去年的指数29.94和28.77。

  这说明我们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项是健康状况。

  第14个问题,居民对健康的总体的感受情况,问题是您觉得您的健康情形如何?

  选项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差

  结果2019年平均值是56.99

  感觉最好的是郑州市61.5,感觉最差的是西宁。感觉最好的都是在西边,郑州、太原、深圳、北京、杭州,感觉最差的是上海、长沙、广州、石家庄、乌鲁木齐、西宁

  第15-17个问题是跟健康状况有关的。

  问题15,过去30天您有多少天身体有疾病?

  问题16,过去30天,您有多少天在心理上有焦虑、抑郁或情绪失控?

  问题17,过去30天,您有多少天因为身体或心理的健康影响了您日常的活动。

  整体来看,身体和心理不健康总的天数在30天之内平均数是8.12天,也就是全国35个城市平均,不健康程度最低是南京市,然后是武汉、深圳、福州、厦门。不健康的天数最多的是乌鲁木齐市,11天多,西宁市是10天多,长春市是9天多,呼和浩特是9天多,基本上不健康天数多的都是在西部城市,不健康天数少的都是在东部城市。

  其中身体不健康的情况平均值,过去30天有35个城市平均有2.85天感觉身体不健康,身体不健康的天数最少的是宁波市,也是两天多。深圳、南京、成都、厦门,都是两天多。

  西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大连、长春是3-4天以上感觉身体不健康,平均是2.85。

  过去30天多少天感觉心理不健康,武汉最低4.14,武汉、厦门、福州、宁波、广州,感觉心理不健康的天数比较少的。后5位的是乌鲁木齐、石家庄、呼和浩特、哈尔滨和银川、西宁,基本上都是在西边和北边。

  心理不健康的平均天数在过去30天是有5天多,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5个工作日都感觉心理不健康。

  影响工作的时间,因为身体或心理不健康影响工作的天数平均是3.15,总的是8.12,影响工作的天数是3.15,大家还是带着身体或心理的不健康坚持工作。

  排名第一的是深圳,然后是南京、厦门、福州、北京,北上广深都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因为身体或心理不健康影响工作的天数比较少。石家庄、西安、兰州、成都、乌鲁木齐、贵阳因为身体和心理的不健康影响工作的天数比较多。

  按年龄、性别和学历情况,男性健康的满意度比较高,高于女性,年轻人的健康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老年人群,学历高的人群,研究生以上的健康满意度高于大学以下的。

  整体来看,2019年居民健康指数56.99是处于好和很好之间,但是略低于去年64.48的水平。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来看,2019年每月30天居民不健康的天数35个城市平均为8.12天,高于去年的5.5天,其中心理不健康的天数由3.01天增加到5.11天,增加了两天,大家的心理负担可能更重了。身体不健康的天数由2.53天增加到2.85天。

  因为健康原因影响日常工作的天数是一样的,去年平均也是2.19,与今年是相同的。

  居民健康指数的下降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第四个主观满意度指数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是第18、19、20个问题。

  问题18,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或者陪同亲友去医院或者诊所就诊?第一个问题是您有没有去过诊所,去了什么诊所。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次的就诊经历,去过医院的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满意情况怎么样。

  问题20,您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是否满意?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没去过医院就诊的比例最高的是海口市,然后是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兰州、银川,都西北,海口在海南。

  去过最多的是南宁、济南、成都、北京、杭州,都在东部城市或者比较大的城市,尽管成都在西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平均来看,2019年只有22.99%的人说他们过去一年没有去过医院或者诊所,跟去年相比,这个比重下降了,去年是36%的人说他们没有去过医院或者诊所,表明因为身体或心理不健康的原因去诊所的人数比例增加了。去的地方最多的是综合医院,其次是社区医院,然后是专科医院。

  满意情况,去医院的人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满意度指数北京最高,北京去年是第三,今年排名第一。然后是南京、杭州、广州、郑州,这是前5位。平均值是64.66,不满意的是长春、贵阳、福州、昆明、哈尔滨。其他省市是居于中间。

  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是否满意?满意度指数最高的依然是北京,北京去年是第二,今年第一,宁波去年第一,今年第二。然后是贵阳、乌鲁木齐、合肥。除了深圳之外,北上广得分都高于平均值。对医疗保险个人负担部分不满意的是大连、哈尔滨、太原、长春、成都。

  我们把第19项和第20项加到一起称之为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排名第一的去年和今年都是北京市,得分是66.79,然后最不满意的是长春市,平均值是62.80。

  从年龄性别学历情况来看,男性的满意度高于女性,年轻人的满意度高于中老年人,研究生以上的人的满意度高于大学以下的满意度。

  从医疗服务的调查结果来看,首先我们看到居民没有去医院就诊的比例是下降了,2019年为22.99,低于2018年的36%,也就是今年去医院就诊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3%。居民对就诊服务的满意度指数为64.66%,处于临界点50和满意75之间。医疗保险个人负担的满意度情况为60.94,处于临界点和满意之间。

  2019年总体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是62.8,处于临界点和满意度之间,略低于2018年的65.31。

  我们另外还做了一个专项调查,这个专项调查跟去年是一样的,问题是您现在是否认为现在是购买住宅的好时机。三个选项,好的时机,不确定,不好的时机,结果是南宁、沈阳、重庆、郑州、青岛、西安、长春、长沙、南京、贵阳、昆明、济南、成都、南昌他们都认为现在是好时机。高于平均值的。后面都是低于平均值的。北上广深认为是好时机的人数比重是低于平均值的。认为不是好时机的主要是西宁、银川、兰州、合肥和长春。2019年的平均数32.74%的人认为今年是购买住房的好时机,41.35%的人认为不确定,25.91%的人认为是不好的时机。跟2018年相比有所变化,2018年23.6恩%的人认为是好时机,而46.5%的人观望,29.9%的人认为不是好时机。整体看大家购买住房的时机还是乐观度提高了。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一,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在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背景下,消费者信心保持稳定。但是从医疗、教育、健康各项满意度指数来看,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任重道远。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总体稳定,稳中有忧。谢谢大家。

  张连城:我简单说三点。

  第一,这些数据是与国际接轨的,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的鼎力支持。

  第二,这些数据对于描述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其实都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今天的数据不详细,许多数据没有公布,要想得到这些细分数据请看今年第七期或者第八期的《经济学动态》,这还需要杨明新主任的支持。更详细的数据可以看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年底以前出版的蓝皮书,那个数据更详细,但是时间要偏晚。所以,希望得到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第三,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们研究院的全体人员对下一代的负担,对居民的健康状况表示深深的担忧。

  王军: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下午的讨论继续。上午张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在70年中国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我们中国已经摆脱了原来一穷二白的面貌,而且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现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大国面临经济减速的问题,怎么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要提高创新能力,以创新来引领增长,引领发展。

  我们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大国模式下创新模式的转换与升级”,有请沈老师。

  沈越:这是个命题作文,大国模式也涉及到了70年的问题,只不过题目不能太长。

  根据创新策动主体在创新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可以将现代经济中的创新分为三种理念模式,第一种理念模式是以个人创新引领的创新模式,个体提出创意,并通过个体在市场中组织资源来实现的创新。这种创新模式的背景是存在激励个人创新标新立异个人成功的制度安排,如对个体成功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激励,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创新比较多见。同时,它有灵活健全的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使这些市场能够为创新者提供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

  这种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有利于出现熊彼特意义上的革命性的创新,即对原来的技术路线和组织方式进行颠覆式的再造,个人的风险小。

  第二种理念模式我把它概括为企业策动的创新模式。这种创新的创意来自企业,并通过企业组织来实现的创新,这种模式的背景和特点是存在注重集体组织力量的制度安排,推崇企业集体主义的文化。同时,有成熟、健全的企业组织和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基于对创新风险的规避,不宜产生颠覆式、革命性的创新,但是它具有在原有框架下对技术和组织完善深化的优势。就是把一件事儿做的非常精准,非常完善。但是它从组织的角度考虑,如果出现错误,股价就跌了,企业就垮掉了。所以,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框架不太有利。

  第三种创新模式是国家主导的创新模式。由政府直接提出创新的倡议,并组织实施,或者政府有明确的技术政策和产业引导,由个体或企业来负责执行。这种创新的模式前提是要存在国家主义的制度背景,也可以视作集体主义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特例。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有组织资源来推动创新的动机和能力,它有助于后发展国家通过模仿式创新来快速实现追赶的优势,同时也有将技术与组织锁定在追赶模式中的弊病。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创新的三种现实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纯粹的理念模式,一个国家中总是多种模式并存,但三者有不同组合,某种模式在一国的创新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现实中的第一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的英美,个人创新模式占主导地位。作为近现代先行国家中的后来者,葡萄牙、西班牙都走在英国前面,但是后来被英国超过了,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率先制定了专利法等一系列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制度,保护和鼓励了个人的技术创新,使原来落后的英国超过了欧洲大陆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这种创新模式的领军者。绝大多数熊彼特式的颠覆式的创新,二战以后都是出现在美国。

  由于这种模式对市场发育程度,如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制度,以及特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有较高的要求,其他国家比较难简单地模仿借鉴。

  第二种模式我认为是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这种国家的创新模式是以企业推动的创新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模式是在革命性的创新出现以后,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能迅速的跟进,深度发掘原创的潜能,并且能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扩展延伸原创的价值链。这种创新模式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如行业关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深度合作,以及职工培训,等等制度,以及个人对职业的忠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就这些特质我们知道在欧洲国家,尤其在德国,在日本非常盛行。所以,这些国家的高附加值的精细制造业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种模式我把它称为沙俄和苏联等创造出来的国家主导的创新模式。中国是洋务运动就开启了这种以模仿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在两国后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把这种模式推向了极致,企业和个人仅仅是创新的被动执行者,创新的创意,组织资源的实现都是政府,由于缺乏企业和个人创新活动的支持,计划机制最终窒息创新,只有在政府不计投入的少数领域中可能会有例外。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动机被激活,相应的机制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不过政府在创新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和个人的创新仍然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创新体系的名字就叫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现今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放在70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放在150年,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背景中,它既有利也有弊。

  大国模式下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回顾过去,着眼现实和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模式分为3个阶段。

  初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50年前的洋务运动,以学习模仿实用技术为主的阶段,因为学习比创新的成本更低,且来得很快,在这个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这种模式除了发挥个人和企业的作用外,在增加了政府的推动力,可以缩短赶超时间。与此同时,由于这个阶段是以学习技术为主,政府有可能根据先期发展国家的经验,把握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市场前景。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后,我们现在的创新模式大概我把它定义在学习加上再创新的模式,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现在仅依靠外来的技术和经验已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原始创新变的越来越重要。同时,我们学习也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学习外来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目前除个别领域以外,这种学习再创新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创新的主要形式。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原创的技术都不是中国的,但是中国的技术可以做到比其他国家更优。

  随着中国与先期发展国家差距的缩小,国家创新模式亟待调整,需要不断提升企业和个人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我这儿做了一个设想。以后的创新模式是以前沿创新引领的创新模式。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中国可借鉴学习的空间也会逐步变小,前沿创新就愈加重要。只有在更多的领域中中国走到世界技术的最前沿,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国主要依靠某个主体,来推动创新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大国模式的要求,尤其需要改革的是现行由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这就需要重新安排个人、企业、政府三者在现今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个人和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降低和减少政府的主导作用。

  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可做如下考虑。

  政府主导的创新主要是三个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领域,因为科学研究是不挣钱的,靠政府来支持。涉及国家安全的非市场化的领域,国家安全也可以市场化,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市场化,有钱他不卖给你你怎么办?自己干。技术与市场前景明朗的领域,就是政府能把握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政府主导作用强调的是政府的兜底责任,就是说我们在这些领域里企业和个人不能干得很好,那么政府来兜底,并不排除个人和企业主导。在其他领域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以激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同时,政府应该减少依靠政策来激励创新的做法,因为政策易变且不稳定,还会激发套利式的机会主义行为。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王军:下面再把我们的聚焦点转回到国内,下一位演讲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

  李建伟:非常抱歉,原来想讲的题目文章还没写完,“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与中长期前景”讲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问题。最近大家都在做形势分析,我上一周也应邀到民建中央他们想让我去讲一讲,正好今天这个会,有点炒剩饭的意思,但是现在形势分析这个会上讲的人不多,我来讲一讲,实际上各界都非常关注。

  从6个方面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首先,看一下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我们怎么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刚回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昆明召开的形势分析会,大家也是对这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非常关注。这种经济增速有它内在的规律性。为什么这么说?一定把握住我们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住不同的经济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要有这块。

  我原来做过研究,在这个会上从不同角度讲过。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居民收入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智商服从正态分布,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四大收入都会服从正态分布。在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基本上也是有规律的,规律性从耐用消费品来说它的分布就是正态分布,它的增速就是一个完整的波动周期,非耐用消费,包括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就是一个半增长周期。同时我们考虑到创新需求,考虑到更新需求,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非耐用消费品,包括服务消费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连续的周期性波动的过程。

  在搞清楚这个消费之后,我们进一步拓展到投资,拓展到整个产业,拓展到整个经济,整个经济肯定是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周期,你的经济增长动态均衡值或者潜在增长率是不一样的。这种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什么?很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的投资加速数或者跟你的产业结构有关,当然你的波动在不同的时期波动幅度也不一样,它跟投资加速数也是有关的。把握住这点非常重要,对看待当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我们看我们的实体增长,中国季度GDP的增长,潜在增长率或者动态均衡值到今年一季度是降到了6.8,总的来说它还是处在底部。为什么?下一节我们再讲。

  大家都知道从产业结构变化,上午黄群慧讲的对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做了划分,我们的分析也是差不多七八年以后有四个阶段,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不能说后期,也就是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家都能看到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特别是1990年到2000年,以及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比较高的增速?特别是2000年以后连续8年增速不断提高,很重要的就是与经济结构有关。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化或者重工业化阶段,前面我们说了,与经济的投资加速数是有关。根据投入产出表做了一个测算,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投资加速术是低于1的,单位消费需求需要的或者拉动的投资不到1,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一个单位的消费需求需要4个单位的投资。这块结合前面的增长速度的变化,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消费结构,商品消费基本上饱和了,进入了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的时期,服务消费拉动的投资或者需要的投资是很低的。所以,大家对今年1-5月份投资增速只有5.6%,跟过去20%、30%的增速不可比,有很多政策性的因素,但很重要的也是与国内消费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的,因为服务业增长较快,它需要的投资是比较低的。我们投资增速的下降也是一个趋势性的东西。

  投资增速如果相对变低,整个GDP的增速必然下来。大家都知道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同样的消费增速,投资增速比较低自然整个经济增速就下来了。

  要素供给的角度,人口结构的变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每年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大约也就是在1100万到1300万之间,这种新增的劳动力规模能够支撑多快的增长很重要的看技术进步。我们这块原来讲过,我今天还是想再讲一下。

  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2010年以后基本上进入了总量供给不足的阶段,当然,结构性的过剩也是存在的。整个劳动力供给规模在2016年,2017年基本上已经达到峰值,随后它逐年下降,每年新增1100多万的劳动力除了这个还有每年要退出的,扣除退出的,以后我们每年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是不断下降的,按照我们的估计,这个数据跟实际差不多,到2025年基本上降到10.6亿人,大约比峰值低了1600万。

  在这种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根据我们整个经济技术进步的内在趋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它的速度就是不断下降的。比如从2017年支撑的是6.8,2025年它就到5.2了,2025年以后速度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从要素供给的角度能支撑的速度就是这么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前景,出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但是从2015年达到13.75这个高度以后不可能无限扩张,2018年降到12.8,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张平:下半场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杨瑞龙教授上来给我们讲讲“提振民营经济投资信心与国企混改”。

  杨瑞龙:谢谢张教授,谢谢首都经贸大学,这个论坛我好像没缺席过。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提振民营经济投资信心与国企混改”。

  这个问题当然是个老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我们整个经济的背景发生了变化是有关的,大家知道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下滑。

  这张图反映的是尽管实际GDP增速稳得还可以,基本上在6点多以上,但是名义GDP从2017年初开始下滑比较厉害。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今年以来,特别去年开始,除了进出口这一项表现得还可以,消费、投资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行。在三驾马车中,中国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投资,除了房地产投资,去年下半年以来到现在还表现得尚可,其他所有的投资,包括基建,包括制造业等等投资都处于一个明显的下行当中。

  最为主力的制造业投资出现了大幅的下滑,今年1-5月份仅仅增长了2.7%,较去年增速大幅回落了6.8个百分点,制造业的下滑我们民营经济大部分是在制造业里。因此,也拖累了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到5.3%,较去年同期回落了3.4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原因很多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由于民营企业处在下游,上游行业总体上来讲价格比较高,下游产业相比较而言存在比较大的成本影响。第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是比较显著的。第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持续低迷,政府投资国企与民争利,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还有一些所谓的玻璃门、旋转门等等,使得民营企业投资的机会比较少。

  应该说当下中国经济稳增长,防风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怎么样更好的防范风险?也依赖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用时间换空间来解决我们相当多的风险。

  稳增长比较靠谱的就是稳投资,三驾马车里还是要稳投资。稳投资里面分几块投资,基建很重要,房地产也很重要,但是可能对我们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出一个高质量发展,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稳民间投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因此,怎么样来提振,必须要提振民营经济的投资信心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怎么提振民营经济的投资信心?所以,这就是我的选题,当下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提振民营企业,要抓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契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功能。

  大家知道2015年以后,我们国家出台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确认了国有企业未来改革的原则是分类改革,也就是把国有企业分为AAA类,工业两类,在AAA类行业里要大幅推进市场化进程。怎么推进?紧接着中央和国务院又出台了几个相关文件,这个文件里非常重要的核心就在分类改革的原则下要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的混改。国有企业混改什么意思?国企入股民企,民企入股国企,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这几种形式。国企混改本身不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分离股份制改革我们就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当时就推进了。2015年以后,再推进混改,在很大意义上来讲,它在分类改革下来推进混改。一方面混改对于改革国有企业,让它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意义重大。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混改给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混改的核心就是民企入股国企,这是一个改革的非常核心的内涵。国有企业有它的优势,有什么优势?融资优势和市场支配的优势。民营企业经营机制比较灵活,通过民营企业入股国企,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国有企业的优势,国有企业也通过和民营企业合资来改善它的经营机制,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含义。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说对民营企业是个机会?因为民营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有的说融资难,有的说成本高,但是民营企业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什么意思?民营企业现在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和国有企业进行竞争。为什么?有很多市场禁入原则,很多行业民营企业是进不来的。因此,把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下降归结为融资难、融资贵某种意义上是个伪命题。因为民营企业大部分处在制造业,它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永恒的问题。如果民营企业在竞争条件下与国有企业不能同等竞争,我们调查中发现真正好的民营企业并不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是没有投资机会的问题,因为很多好的投资机会都被国有企业占有了。一旦他通过混改有很多投资机会的话,银行自然会贷款给他。如果民营企业他没有投资机会,民营企业没有投资欲望,银行业不愿意把款项贷给有很大风险的民营企业。所以,看来解决民营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很大的方向就是怎么样来开放市场,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投资机会,这可能是解决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国企混改恰恰给了这样的机会。假如真的通过国企混改推进改革,不是简单的为混而混,而是通过混达到改革目标的话,既能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又能为民营企业投资提振信心,要通过国企混改向民营资本进行开放,提振民营经济投资的信心。

  这几年混改来看,在国资委主导下,我们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确确实实在大张旗鼓的推进混改,而且它搞了很多试点。但是混改具体看发现混是混了,但是没改,因为本轮混改中大部分都是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混,包括我们看到联通,这是重点,整体混改。整体混改从简单的数字上来看,从原来股权非常集中到现在股权比较分散了。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的对象主要是联通和人寿混,腾讯也参与进去了,但是比例很低。包括南航、国航,基本上也是国有资本混的比较多。因此,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现在没有实现。民营资本入股国企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民营资本是不是在本轮开放,它本身是有经济性的,民营资本要和国有企业混,它有动机,寻求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作为财务投资人不要控股权,就要有收益就可以来混。哪一些民营企业比较有兴趣?垄断性企业。一般的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人当然需要控制权,没有控制权它当然不愿意进来。本轮混改首先民营资本很难进入垄断行业,它进不去。改革中央企中的竞争性那一块,比如南航、东航的物流公司开放了,开放当中它又不愿意给民营资本控股权,民营资本是理性人,当然不愿意。所以,导致了国有和国有混的比重比较厉害。所以,怎么通过本轮混改给民营资本更多的机会?还得要进一步突出混改中的“改”,而不是为混而混。

  因此,我提出本轮混改是不是真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标准就是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怎么提高本轮混改中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首先宏观分类要有宏观分类标准的问题,中央2015年文件,我认为这是个比较好的文件,提出了非常清晰的分类改革的东西,原则,某一个企业到底属于商业类还是公益类,文件里讲到谁出资谁分类,这样分类标准就由客观标准变成主观标准了,混改这个企业到底商业还是公益?是企业的主管部门政府说了算,很可能明明是竞争类企业他说是公益企业就没办法,这个标准要客观的标准。

  操作起来也不难,国际上在指定相关的规制政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产业划分标准。我们国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的时候也有非常细化的产业分类标准。从经济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投入产出非常明确的对产业进行细分。我建议国家能够把国外的经验和中国的做法,包括学术上的一些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分类标准从一个主观标准变成客观标准。如果把这个制定出来作为一个负面清单向社会公示,国有企业完全对照,商业类的本轮混改中就应该加大民营企业投资。

  还有一个微观分类标准。在90年代以来,央企在股份制改造,乃至于上市以后,2008年之后它又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它凭借融资优势大规模的进入到竞争领域,所以导致了国有企业,我们曾经搞过一次主辅分离,之后2008年国有企业融资优势的时候,进入竞争性领域。现在一个央企,垄断性企业竞争性企业很难说,明知是垄断性企业,但是它大规模进入到医药、通信、房地产,我建议微观分类,到微观上好好分分类,本轮混改中如果你是房地产混改按照说法,东航、南航混改的单位是个物流公司,那完全可以让民营资本控股,有什么问题?除了分类标准,还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当下很重要的问题,混改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通过混改给民营资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打破玻璃门、天花板。这样的话既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推向深化,又给民营资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民营资本投资上来了,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就有基本的基础了。谢谢大家。

  

  

  张平:下面有请陈昆亭教授,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思考。

  陈昆亭:非常感谢论坛。我讲的偏理论一点,我们今天讲到具体国情,实际情况的分析非常多,我稍微换一下,“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增长理论”,非常感谢建伟研究员,他做出的研究形成了对我这个理论很好的支撑,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有限需求”,简单讲4个方面。

  需求有限的假设,它的合理性,为什么要提出,第二是结合增长理论,讨论一下为什么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回答一下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的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有限需求下增长的理论和内生可持续增长展望。

  首先,讲有限需求的概念。实际上我们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里从来没有人说过需求是有限的,而总是假定需求是无限的。因为什么?我们的传统理论研究需求的时候,总是把所有的产品的需求综合成一个或者叫做一揽子商品,用一个东西来代替,也通常假定代表性的个体是无限生命期的,因此需求就自然而然的好像永远是无穷大的。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吗?实际的对某些商品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刚刚建伟研究员已经说了,我们好多东西已经饱和了,不光城市很多具体产品的需求饱和了,连农村很多需求也饱和了。

  什么概念?实际上人们对具体商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这跟传统的假设很不一致,比如我们每天需要的热量,根据权威的研究报告是有限的。让你吃下一筐馒头那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绝对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所以,绝对不会增加效应,而是减少效应。同时,大家都知道吃肉太多了对健康不好。对事物的需求是有限的。实际上对工业品,比如我们日用的消费品也是有限的。对一些电器类的,比如汽车、电视,大家的需求也是有限的。比如电视机,十几年前有一个很火的股票叫长虹,那时它涨的太火了,为什么?那时中国家庭主要需求最主要的产品就是三大件,洗衣机、彩电。所以,那时需求量很大。所以,那时最好的产业就是电视机。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天中国对这种电器基本上这种产业饱和了。现在最值钱的股票比如汽车这些。我们可以想象汽车会不会也有饱和那一天?一定会。

  我们提出“有限需求”的概念是一个新概念,我们是想说人们对具体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然,任何一个经济学假设都是有限层面,不能说绝对的我对某一种商品就是无限的,咱不抬杠,我们只说宏观的总体的一般意义下的描述,看它是否是合理的。

  也有一些具体的数据,限于时间,凡是能展示的不一定都说。有限需求早期的思想也有,最早的像沃尔的维生素模型,早期他提出最早用维生素这样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维生素吃了是有益的,但是吃多了是有毒的。类似的还有高夫的研究等等也指出很多需求是有限的。

  有限需求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从消费需求的追踪或者形成的过程来讲也有,最早消费习惯“habit formation”,一个潜在的合意的需求水平,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是包含了对于有限需求的一种近似的描述,但是这跟我要说的“有限需求”是有严重的或者本质的区别的。

  还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Chetty2016年发表的文章,但是这个文章他2004年就写好了,他提出消费程度的概念已经很火了,引用率已经很高了,包括消费习惯,这两个概念表述的人们有一种合意的或者潜在的需求水平。但是他们在研究这个概念的时候随着总收入水平的增加,这种合意的潜在的需求水平也是会增加的。所以,我这里为什么再提出一个新概念,有限需求,是说人们对某些商品的需求是严格有限的,是绝对有限的,不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的。这种概念的不同,如果我们假定这种概念是合理的,是能够更好的真实的描述实际的需求,这样一个行为或者一种概念的话,我下面将有一个论文,我们将形成的研究结论是将很大程度的改变原有的传统理论的一些结论,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规律的改善。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否能经得起检验,但至少建伟研究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信心,我非常感谢他。

  我们来考虑传统增长理论的局限。实际上我们知道增长理论最早的有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有内生的增长理论,一致增长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在均衡的框架下来研究的,看起来是考虑了需求和供给两侧的,因为它是均衡,是希望在均衡的框架下来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的增长率,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的研究会发现,这样的均衡理念,传统的增长理论的框架理论里几乎都是在讨论从供给侧来进行改进,进行思考,进行找问题。

  比如资本是生产的要素,劳动是生产的要素,技术是供给侧的要素,当这些要素的改进或这些方面的努力或这些方面所进行的研究都是供给侧的,而传统的增长的框架里这种均衡的框架总是在假定说需求就在那儿,没有人很认真的思考结构,从需求侧微观的一些不同它的结构的变化会怎么样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来说,长期经济的增长理论,传统的一直从供给侧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供给侧的一些方案恐怕也都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需求侧来考虑一下?我现在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我提出来的用有限需求这样一个新概念,因为我发现人们需求的行为实际上不是有限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改进对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一个不同的思考。

  有限需求首先需要对于消费行为,也就是效用函数的描述,我这里展示的几种描述,消费习惯、消费承诺,这是为了说明我下面将要提出来的有限需求这样一个特殊的效用的传承,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联系,怎么改进过来的。所以,我这里面核心的部分就是提出来有限需求我的一个新的效用的形式。

  这里面我们注意到我这个效用函数里有一个C,不带下标的C我这里把它定义为“饱和需求”。当然,我考虑的是一种理论,我在讨论这种理论的合理性。所以,管它是哪儿,反正就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假定是存在的。设定了这样效用的形式,使得它具有了一个内在的有限需求的水平。

  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当然我有点偷懒,没有把论文里全部的Model都展示出来,我只是展示了一个小部分,这个小部分仍然假定的是总量的需求。实际上我论文里讨论的有分类,因为我们要考虑不同的商品它的饱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看,实际上不同的产品,有新产品不断创新,我把它叫做横向的技术进步。横向的进步在创造新产品。另外,还有旧产品不断的技术改进,我把它叫纵向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技术的改进有两个,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决定于横向的,也就是新产品不断的推出。因为旧有的产品总会有一个饱和的时期,假如没有新产品创新出来,所有产品都饱和的时候经济就停止了,就没有增长。为什么有一些经济会停止了,会不太增长了?就是做横向的创新不足。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很好解释。比如一个国家最初它为什么会发展得很快?因为所有商品都不饱和,我们从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所有都是需求,我们的需求远远的于供给的能力,但是当供给生产的水平一天天改进,这个国家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供给能力不断增加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商品慢慢慢慢都开始饱和了。于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慢慢自然总体的增长率就会下降,这很自然的事情。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需要增加横向的创新的力度,新产品要不断的创新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增长。

  我们有一些结论,时间有限,简单展示一下。在这个模型下,均衡的家庭储蓄是有限的常数。

  关于技术进步的效应我们也有一些结论,比如有限需求假设下,纵向的技术进步会导致一般工人家庭部门的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加。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增长了以后大家分蛋糕都分多了,不是。

  命题3,需求饱和的经济中,纵向的技术进步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达到需求饱和水平后出现“停滞”现象。

  命题4,对无财富约束的家庭,总需求饱和后增长停滞,财富增长对于总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没有贡献。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解释收入差距极端扩大之后为什么对增长形成了这样一个负效应,因为两头都受限制,因为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对增长没贡献,因为他的需求都饱和了。收入最低的部分同样贡献不了。所以,经济最终回慢慢陷入沉睡。

  无财富约束的家庭对持续增长没有贡献,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依赖于有财富约束的家庭对未饱和商品。

  一些实证调查的结论,从美国家庭服务消费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到,蓝线上升最快的就是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产业真正有持续增长的就是保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健产业一定是有发展前途的,这是有指导意义的。

  不同家庭资产结构表,西南财经大学的2018年中国家庭财产健康报告,0-20%是最穷的部分,他们消费率非常高,消费率达到92%,什么概念?不能受到任何冲击,因为他的钱每次要花光的。80%的家庭消费率都非常高。谢谢。

  张平: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有限需求,而且一边一边扩展,原来中国很穷,现在都吃饱了饭,现在讨论吃饱饭以后,商品过剩以后,服务需求很大,服务饱和以后未来的整个需求是什么?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需求,全世界的人普遍富裕以后,有限需求更为严峻。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的讨论和现实中的对应。下面请彭建强教授讲讲振兴农村战略。

  

  彭建强:有限需求陈教授讲的非常好,非常深刻,商品的需求是有限的,中国至少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觉得还有一个增长空间,就是城乡建设。过去多少年我们国家的城乡建设和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在这些微观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从事城乡建设和规划的一些同志会体会到我们在其中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由于未来的城乡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这个城乡体系我是指城镇和农村的数量规模、布局,这个格局是什么样子,而这种演变不是完全确定的,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给我们的城乡建设和投资决策带来了两难选择。这个两难选择表现在在城市的一头为城市的建设经常会出现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结果导致了城镇的规划建设,一些市政工程经常会出现一些被动的反复。群众有时会是我们老折腾,不断的拆了建,建了拆。

  在农村一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对农村未来规划的定位不一定准确。所以,使得农村的投资建设也可能造成一些投资的浪费,走了冤枉路。比如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失和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学校的布局跟教育思想的配置这个错配问题就很突出了。过去我们在扶贫开发当中搞了一些村庄建设,有些也发现花了一些冤枉钱走了冤枉路。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国家还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和城乡格局动态变化之中。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必然面临城乡投资建设决策的不确定性的两难选择。

  现在我们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样还在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现在强调城乡人口和要素要双向流动,在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种不确定性和两难选择可能就更为困扰。所以,要从理论上澄清思路认识,在实践当中要创新方法路径。刚才我汇报的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要说一下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我说的理论澄清认识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对这个关系大家都很清楚,都很明确,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农村问题的解决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人口流动的主流还是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所以,不管是异地的城镇化,还是就近就地的城镇化,即使是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县城,发展小城镇,总之都是城镇化,都是吸纳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所以,通过城镇化吸纳农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三农问题,减轻了农村建设的任务和压力,它也是在助推乡村振兴。

  从城乡规划来说,城镇的规划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农村的规划和发展相对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更明显。这是一方面我们要推进。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强调要坚定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还不能等,要推进人口城镇化不能忽视乡村振兴,有少数人会认为由于这种两难选择,由于城镇规划相对更清晰,有少数人认为应该等城镇化完成之后,等城乡人口流动稳定了再搞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的演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即使将来从长远来看要消亡的农村它仍然可能还要再继续存续20年,30年,这二三十年仍然承载着相当多的农村人口。这二三十年仍然需要这些农村人口,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如果没有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农村人口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和提升,那么它向城镇化的转移和它的流动也不会是彻底和真正的,城镇化的质量也是不高的。所以,既要城镇化,又要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城市化和乡村振兴要兼顾,要双轮驱动。

  我现在想强调的一点,它俩不只是双轮驱动的关系,我想把它说成是完全一体的关系。实际上应该这样来理解,新型城镇化和以往传统的城镇化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以往的农村建设相比,它是着眼于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它强调了农村就地的城镇化和城乡融合的发展。从不同角度,城乡一体统一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样一个更为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上来。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就是城乡一体,城乡融合的关系。

  第三,城乡融合怎么融合?怎样破解前面的两难选择?从宏观层面很明确了,在宏观政策方面就是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在具体实践当中,我认为它应该探索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的城乡融合形式。比方我在这儿提三种具体的融合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农村地区拓展城乡融合,就是利用城市的要素向农村流动来促进农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的新型社区建设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就地的城镇化或者是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的城乡融合就是着眼于城镇这一头,在城市,在城镇拓展城乡融合。就是继续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包括农业转移人口,更好的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这也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融合。

  第三个融合形式,我想说的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直接实行城乡政策的一体化。比方说县城,县城和农村,主城区和郊区农村就是完全一个政策。在我们国家发达地区在一定的县域和地市域范围内已经实行城乡一体的政策,我们多数地区还没有。在这方面我的建议是要分层级,分区域。可以从小到大来依次的逐步推进,依次有序的推进,但是要积极的推进城乡一体的政策。这是我说的三种融合形式。这些融合形式都是在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推进乡村振兴。

  我汇报的第四个内容对于不同类型的村庄,农村建设面临的一些两难选择,我们去年国家的乡村振兴规划非常好,提出了要科学精准的分类推进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把我们不同类型的村庄分成四类,一类是集聚提升类的村庄,是指规模有一定规模,中心村要拓展的,还有更多的是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继续存续的,这类村庄是大多数,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这里面要注意的问题,正因为它包含了大多数的一般村。所以,这个一般的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将来可能还会面临各种多元复杂的分化。这部分其实也是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方面。对于这一类村的建设,近期、远期规划结合,有步骤,有顺序的推进城乡建设。这是一类村庄。

  第二类,城乡融合类的村庄,也就是成郊村,规划定位也比较清楚,因为它主要是融入城市,和城市的对接,承担城市一些功能的外溢或者为城镇服务。这类的村庄要保持乡村的形态,要实现城市化的治理。这类村庄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因为是城郊村,还处于城镇不断扩展当中。因为城镇不断扩展当中,这个城郊村也是动态外移的。正是因为它是动态外移的,所以,它的规划和定位需要注意,防止由于短视行为造成将来城市建设的被动。因为今天是郊区村,明天可能是主城区,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类是特色保护类村庄,定位也比较清楚,就是那些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还有旅游景点,还有特色少数民族村寨,这些定位也非常明确,也很清楚,属于特色保护。这类村在建设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村落的保护,民居形态的保护,包括传统的生活习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注意和这些地区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基础设施这个关系要处理好。

  第四类,属于搬迁撤并类的村庄,这类的村庄也是定位很清楚,就是搬迁撤并,但是这类村子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因为这些村的构成主要是那些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不适合生存,少数的由于乡村建设需要整体搬迁,不太适宜生存的这些村人口已经很少了,这些村看似需要整体拆迁的,但是要注意,这些村事实上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村庄形态只是物质上有方自在这儿,要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有主,有人的,这些人已经在别处定居生活了。对于这类村的拆迁还要慎重的在异地建新村,因为有可能建的是空村,看似有人,实际没人。对这种情况,应该着眼于消化安置这些人口,比如帮助他更稳定的进城就业,就业安置,通过就业的安置解决了村里人口的问题,但是实现稳定的转移,不一定是在异地建新村,要在适宜的区域更好的安置这些人口,走这样的村庄发展的路子。

  总之,乡村振兴,我们国家农村建设是多元复杂的,还有好多特殊情况,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扎实有效准确的推进乡村振兴。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张平:乡村振兴是一个很大的国策,包含了城乡一体化,普惠和未来发展是不是特殊支持,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些角度进行了讨论,正好结合四类村庄已经把什么叫普惠,什么叫一体化,什么叫撤并,给我们讲出了一个混合的道路。下面我们回到70年,有请陈乐一教授给我们讨论周期。

  

  陈乐一:我很荣幸参加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我已经是第13次参加这个论坛了,2007年参加第一次会议以来,我是连年参加。所以,我十分感谢会议主办单位,像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张连城教授等等,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研究员等等他们盛情邀请我,这个论坛办到第十三届确实说明这个论坛很有生命力,我首先衷心祝愿这个论坛越办越好,真的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品牌。

  我的题目是“新中国70年经济周期的理论与实践”,我选这么一个题目,我们的会议主题是经济周期,同时与新中国70年结合起来,定了这么一个题目。从这个题目来看,这个题目很难讲出什么新意来,可能更多的是从资料整理汇编。但是我努力讲的有新意一点,至少讲的有一点价值,全部是资料汇编也不好。

  我这个题目是经济周期的理论,新中国70年,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对中国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状况的一个回顾,一个总结,实际是这个意思,新中国70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情况是个什么情况,有两个部分组成。

  首先,汇报一下经济周期的实践。去年底,正好有一家优秀的期刊的一个优秀的编辑向我约稿,我很高兴的答应了。所以,今年上半年我就努力做这么一个工作。

  经济周期已经研究得相当成熟了,要做出特色确实难。从以往的经验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文献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研究经济周期的特征和预测经济走势,但是很少有文献从长期角度利用这个模型所估计的平滑概率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划分。

  另外,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某一单一要素进行研究,对多要素的综合影响解释不足,这方面还有点空间。

  我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这个研究做了以下的拓展。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结合我国1953年到2018年年度GDP数据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度陈性,在模型基础上利用平滑概率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划分。

  第二,综合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第三,从制度、政策、供给、需求四个方面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全面分析不同周期阶段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效应,外部冲击如何影响经济周期波动。

  首先,经济周期的划分。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结构性的变化。这是根据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知道,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建模是合适的,根据这个转移特征将我国经济周期划分为两个区制,区制1表示收缩阶段,区制2表示扩张阶段。

  根据平滑概率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波动幅度很大,经济处于收缩状态的概率比较大,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比较短,改革开放以来,波动幅度逐渐趋缓,经济增长主要处于扩张状态,经济周期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尤其1991年周期波动幅度小,持续时间长。

  基于这个平滑概率图我们可以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峰和波谷。这和我们一般分析的差不多,本一致的。目前来说处于第11轮周期中,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划分结果与刘树成研究员1996年开始利用实际增长率的划分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利用平滑概率不仅可以对经济周期进行阶段划分,还可以明确各年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概率值的大小,刻画不同周期阶段的非线性特征。因此,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周期划分方法而已,仅仅是新的周期划分方法。

  这个图也是大家很熟悉的,GDP和物价合在一起的图。改革开放前,1958年达到21.3%,1961年达到负27.3%,大起大落。1961年GDP负27%,物价上涨16%。

  第二个问题,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态特征。经济周期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呈增大趋势,这说明我们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逐渐增强。波动幅度呈减小的趋势。

  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特征,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得到各区域的概率转移和各个区制出现概率及平均持续期。还继续处于收缩期的概率是0.31,由收缩期转到扩张期的概率达到0.69。扩张期转为收缩期的概率是0.23,扩张期继续处于扩张期的概率是0.77。收缩期持续时间频率0.25,持续期是1.45,扩张期持续时间频率0.75。

  由此可见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性和稳定程度在扩张期和收缩期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稳定,经济呈现出高位增长的态势,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如今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增长阶段的持续性逐渐增强,稳定性逐渐增强。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经济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不同的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有所不同。经济波动的因素分为四大类,从制度因素、政策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4个方面综合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制度因素选取这两个指标,非国有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政策因素选取3个指标衡量,供给因素选取2个指标,就业人数增长率和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需求因素选取3个衡量指标。

  和实证结合,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周期影响较大,非国有化水平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较为明显。政策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从不同周期阶段来看,收缩期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在扩张期政策冲击的影响都比较明显。

  第三,供给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资本存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小。供给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们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需求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

  以上讲的是经济周期的实践,这70年经济周期的理论探索情况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表,1957年以来,到2018年,我国经济周期研究文献发表的情况,从1957年就有经济周期的文章,标题叫“经济周期”,50年代标题叫“经济波动”的文章没有。60年代,到改革开放,到2000年以后,标题出现了“经济周期”四个字的文章发表的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章越来越多,经济周期热度不减。

  80年代以前,发表经济周期的文章并不少,80年代以前总体经济周期的文章不多,有一些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的文章合起来发表的情况,1979年以前标题没有叫“经济波动”的文章,我从1979年开始,1979年标题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文章,最近十多二十年数量总体是很多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文章。

  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文章197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经济研究》杂志重视经济周期文章的发表。 最早经济周期的第一篇文章是1957年的,50年代经济周期文章发表的情况,1960年这么几个文章,什么特点?都不是讲中国的,都讲美国的或者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中国的经济周期可能条件不成熟,有一篇文章主要是研究中国的1960年,尹世杰、刘光杰写的文章,标题不叫经济周期,不叫经济波动,但是题目很靠近,文章内容真还是研究波动性的,“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波浪式与持续跃进”,同时也讲了苏联波动的情况。

  国内外关于经济周期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未来研究方向。国内关于经济波动研究大多数是在同质性经济主体视角下展开的。代表性学者刘树成、张连城、张平、刘霞辉、田国强、郎丽华、李建伟、陈昆亭、龚刚等。国外研究经济周期的金融市场、财政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摩擦、预期以及外生不确定性冲击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的,但目前研究热点从同质性经济主体视角转向异质性经济主体视角。

  国外关于异质性经济主体下经济周期的相关问题研究正在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原因在于有关异质性经济周期模型的求解需要涉及比较复杂的数学知识,并辅之一定的编程能力才能顺利进行,因此,未来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谢谢大家,祝论坛越办越好。

  张平:谢谢陈乐一教授,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很有意思,既研究了未来的一些研究领域,又联系周期的波动,这还是对70年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梳理,确实时间比较有限,感谢陈乐一教授的认真梳理。最后是首都经贸大学李婧教授,有请。

  

  李婧:今天我要讲的问题的关键词在前面专家的演讲中都体现了,比如黄群慧老师的演讲就提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定位,还有未来解决的办法,还有老师们也提到中国是一个追赶国家,中国要发展大国经济,1994年中国的宏观定价的变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做了很好的铺垫。所以,作为一个最后的演讲者,我要好好的发挥一下后发的优势。

  我演讲的主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迁跃。刚才张老师读了“跃迁”,其实也可以,英文翻译成“迁跃”和“跃迁”都是可以的,这不是一篇论文,而是我一些研究成果集中起来的思想。事实就在那里,但是所有的事实都带着里冷的观点。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几本著作我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中美贸易的真相《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贸易的真相》、《贸易的冲突》三本书。关于货币问题我读了《货币强权》,还有《货币的权力》,还有1999年以来我一直研究人民币问题。所以,坚持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真理,坚持了这么久,今天我想把我的所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持人说不要思考得那么久,历史还要继续,我思考的时间比70年还要长,要思考到1948年,因为人民币是1948年开始建立的。有一本书叫美国未来10年的经济政策,这本书的作者是PIIE研究所的所长叫Bergsten,当时他有一个预言,2005年以后未来的十年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五大风险,由于这五大风险可能的出现将使全球经济不可能再达到2005年那样的增长速度。这五大风险,第一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第二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在经济学里我们把这两项赤字叫美国的孪生赤字。第三是美国原油价格的上涨。第四是全球自由化的倒退,或者我们现在说的逆全球化,这主要是针对于中国的。第五个担心就是中国经济的放缓,使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会下降。

  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对于美国经济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采取国内和国际的措施来校正经常项目的赤字,大幅的削减预算的赤字,增加国内储蓄,实际上应该是减少消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政治意义,消费是由历史决定的,如果收入还在增长的话,收入是不是有限的呢?减少对资本流入的依赖,我以前给一个美国教授做过助教,他说只要全球的资本每年流入美国五千亿美元就解决了美国资本的形成问题。对外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施压,施压的办法就是价格,让人民币升值20%-25%。必要的时候采取集体干预的行动,可能会有第二次广场协议或者第二次卢浮宫协议实现地缘上实质的充分的调整。

  第四个方面,让其他的国家做出改革。这些国家主要是欧洲是他的盟友们,最后一项要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美国要实现能源独立。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从1949年开始,它原来整个过程是服务于整体,服务于贸易还是服务于整体经济,这是个问题。

  我先把观点表达了,中国我们站在历史的时间线,从1948到现在,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有它的认知地图的,我们从这个认知地图里来看一下,来观察哪些因素是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迁跃?我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服从于贸易的,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自由度受到了国际货币制度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个外部环境包括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第二个观点,人民币“寻锚”的过程中,直到今天几乎尝试了所有汇率制度的安排,是否遵循了华盛顿共识还是走的中国模式,杨老师今天也谈到了中国模式,它不是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边学边干的。

  法国有一个诗人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50多年前他提过不要让我领路,因为我不认得路,不要让我追随,因为我无意追随,与我同行。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寻锚的过程中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是一种经济智慧,也是一种政治智慧。

  第二个观点贸易很重要,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不仅要服从于贸易,而是更多的考虑中国的整体经济,更多的考虑中国的资本账户和金融项目的变化,要更灵活的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更多的服从于中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而不仅仅是从经济增长和交易成本这个角度来考虑汇率制度的选择。

  让我们回到1948年,1948年人民币诞生,当时我们就已经不人民币不和任何贵金属挂钩。所以,人民币一开始就是一个信用货币。在50年代到60年代,人民币汇率对外定价对哪种货币进行定价才优惠率制度?还是受到了一些政治关系的影响,比如1949年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开始在陆续在天津和广州的口岸公布人民币的汇价,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就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不能说孤岛,6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停止了兑美元的报价,当时是对英镑报价的。1955年一直到60年代中国实行的固定的汇率制度,这时期汇率不是作为一个宏观经济调整配置资源的工具,它只是一个记账的工具,它没有经济意义,只有会计上的意义。中国对汇率制度的探索和国际货币体系变化有关,始于70年代,70年代主要实行的是钉住的汇率制度,中国一直在寻求一个真实的汇率,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人民币开始公布兑美元的汇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1年8月15号每和黄金脱钩,1972年为了避免美元贬值对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影响我们选择了钉住一揽子货币,主要是硬通货,这时候就体现了中国愿意希望人民币成为硬通货的打算。

  1979我们实行外汇留成,官方开始追求真实的汇率。80年代中国最聪明的一个举措就是通过钉住出口外汇成本来使人民币汇率向均衡靠拢,我们通过不断小幅的贬值,这样可以打击一些投机,同时又支持了贸易。IMF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到现在它的汇率的总结提出80年代中国还是实行多元的汇率。这时候改革的核心提升到寻找适当的汇率制度安排,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增长更有利。

  站在历史的时间线,上面的图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一个过程,对于年轻的人民币来讲,我们从50年代以后开始看,我们看50年代一直到1971年人民币汇率基本是不动的,它的调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有关的。所以,7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调解,但是总体上是80年代以后爬行钉住一个汇率水平,这时候汇率的变化服从对外贸易,外汇体制改革也是服从贸易的体制改革。一个巨大的变化,1993年,我记得1994年1月1号人民币汇率的并轨,刚才老师说中国的宏观定价,在我搜集的资料当中,大多数文献认为人民币超贬是国际收支顺差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获得的文献中这次汇率的并轨和中国通向日内瓦的长征是有关系的,中国为了达到WTO的要求。中国和那些WTO长远国之间的谈判最难谈的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和哥伦比亚谈几枝鲜花的问题和冰岛谈几条鱼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当时美国和日本提出你们必须要废除这个多元汇率,因为这样多重汇率构成了对出口的鼓励和对进口的限制,是有歧视的,还有进口的外汇留成和审批问题都属于非关税的壁垒,外汇市场分散和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人民币不可兑换,中国应该取消对经常项目的国际交易和资金的转移,在统一市场和统一汇率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中国从世界规则的角度,从1994年的汇率并轨实际上是达到了WTO的要求,中国走向尊重规则的对外开放。

  人民币汇率并轨不久,1997年我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从我们计量的模型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是顶住出口换汇成本的,为了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文献中我们叫实际目标方法,为了促进外贸的出口,不能是促进增长。在泰铢开始贬值的时候,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下一个人民币肯定要贬,但是当时我们的总理说人民币不会贬值。从国际上来看,这是中国经济国际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承担的责任和代价是亚洲经济复苏的支点,中国获得了很多口碑。

  在我们研究当中,中国出口的增速是下降了,这个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价格和汇率,而是因为收入效应。但是从此以后人民币任何的变化都引起了国际社会大量的关注。

  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1994年以后,中国加入WTO以后并没有像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加入WTO中国的出口会迅速的下降,进口会迅速的上升,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的顺差还是很大的,而且这时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全世界是最高的,几乎达到70%。这时候的汇率水平我们可以看到1994一直到2005年7月21号这个汇率基本是不动的,名义汇率维持在1:8.30这样的水平。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国际社会的反映,从经常账户对GDP的水平来看,我们发现2001年以后经常账户的差额就是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大。

  对于中国外部经济制度来讲,汇率制度是不能追随华盛顿共识的,而应该考虑中国的经济,考虑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货币政策的主权。所以,汇率制度比汇率政策重要,但是科学发现的逻辑不一定能够被决策者来使用,有的时候科学发现逻辑永远比不上相机选择的权力更为重要。谢谢大家。

  张平:非常感谢李婧的精彩讲演。她用了短短25分钟,把这么一个长长的汇率问题的历史描述得非常清晰,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启示。

  今天一天的会非常紧张,这个会涉及到的方面太多了,上午开工了法律,下午又有国际观,还有大国治理,拉入了社会的治理是核心,这是我非常赞成的,现在真正作为大国你一个阶段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又讲到微观的分布式创新,提振企业,包括张曙光老师讨论的新经济中的使用权所有制问题,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的转型。增长的一致理论,关于需求的有限性,我认为都是令人非常需要正视的问题。

  过去吃饱饭的国家都是少数国家,所以,基本定义为需求无限。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包括后发国家新兴市场的崛起,吃饱饭的人越来越多了,需求有限压力越来越大,我也不一一总结了,因为内容确实过于丰富,但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宏观稳定,以及积极探索转型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讲高质量转型其实根本上来讲就是一条,第一条就是我们的标题,生活质量必须提高,这才叫高质量转型。第二,我们要逐步转型为创新驱动,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让社会,让法律更好的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我的总结到此为止。谢谢。感谢大家一天的参会。谢谢

top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地点

负责人

28日

14:00-

会议报到

首农香山会议中心

沈少博

18:00-19:30

自助晚餐

一层

中餐厅

沈少博

 

 

 

 

 

 

 

 

 

 

 

 

 

 

29

 

 

 

 

 

 

 

 

 

 

 

 

 

 

 

 

 

 

 

 

 

 

 

 

 

 

 

 

 

 

 

 

 

 

 

 

29日

 

 

 

 

 

 

 

 

 

 

 

 

 

 

 

 

 

 

 

 

 

 

 

 

 

 

 

29日

7:00-8:30

自助早餐

一层

中餐厅

沈少博

8:30-9:20

一、开幕式

1.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并介绍到会主要嘉宾

2.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 郝如玉致辞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王传生致辞

4.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 陈 寅致辞

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致辞并演讲: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历史成就

多功

能厅

张连城

主持

9:20-10:00

二、大会演讲

1.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

田国强:中国70年发展历程:大国战略与改革开放

9:20-9:40

2.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沈坤荣:70年来的中国经济: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

9:40-10:00

10:00-10:20

茶歇

10:20-11:00

3.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曙光:使用权中心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

10:20-10:40

4.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许宪春:莆田市平台经济建设的模式与特征

10:40-11:00

多功

能厅

刘霞辉

主持

11:00-12:00

三、主题发言和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张  平:中国70年发展历程:从比较优势到要素质量升级

11:00-11:30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郎丽华: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11:30-12:00

12:00-14:00

自助午餐、午休

一层

中餐厅

沈少博

14:00-15:40

四、大会演讲

1.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沈  越:大国模式下创新模式的转换与升级——基于一个理论框架的历史演化分析

14:00-14:20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春学:中华文明的国家观:一种注解

14:20-14:40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晓晶:大国发展与治理体系的完善

14:40-15:00

4.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

龚  刚:以贸易转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15:00-15:20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李建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两级分化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15:20-15:40

多功

能厅

王军

主持

15:40-16:00

茶歇

16:00-17:40

6.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

杨瑞龙:提振民营经济投资信心与国企混改

16:00-16:20

7.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首席教授

陈昆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思考

16:20-16:40

 

8.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彭建强乡村振兴要适应城乡人口流动与城乡格局的动态变化

16:40-17:00

9.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陈乐一:新中国70年经济周期的理论与实践 

17:00-17:20

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  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迁跃与贸易摩擦

17:20-17:40

多功

能厅

张平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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